南张北周分别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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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桓，字巽安，后改名心武。袁世凯六公子。袁世凯五夫人杨氏所生。

少年时期，袁克桓在天津的新学书院读书。1913年，他与五哥袁克权、七弟袁克齐赴英国留学，学习军事。第二年辍学回国。

回国后，袁克桓继续在设在北海静心斋的总统府教育书馆男馆读书。20岁时，娶前清江苏巡抚陈启泰之女为妻。袁家的势力与官与官的姻亲关系使袁克桓在自己操办实业的过程中大有裨益，袁克桓就是在这种名势之下开始自己的事业的。

袁世凯去世时，袁克桓18岁。10年后，他正式进入华北实业界，兴办实业，以开滦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为重点。

开滦煤矿第一任董事长，就是袁克定，以后他又长期担任常务董事，直到袁克桓进入实业界，接任长兄之位。

以前，大公司的董事会有权罢免、聘任总经理，而公司内部的用人权则由总经理负责。那时开滦煤矿只有一个英国人任总经理，说是两家合营，可一切事情是英国人说了算。

袁克桓进入开滦煤矿出的第一个主意，就是设中英方两位总经理。为此，他和英方争执了很长时间。那时，他的十一弟袁克安任开滦矿务局秘书主任。

最后，袁克桓的意见被采纳，设了两位总经理。遇事一个总经理签字无效，两个总经理签署才有效。

对于袁克桓在开滦的政绩，他的儿子袁复介绍说：“我十一叔在开滦矿务总局当秘书长的时候，英方总经理是那森，中方总经理是顾震。那时候英国人仍然掌着大权，英方有很多人，什么都不行，也做高级职员。那时的职员分四等：高级、中高级、中级、低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中方就开始着手培养自己的职业人员。一到暑假，就全面招收中国的大学生，绝对是择优录取。录取后，当两年实习生，两年后就可择优升为中高级职员。这样，逐渐控制了中层领导，架空了英方的高层领导。”

袁克桓进入的另一个华北著名实业企业，就是启新洋灰公司。

启新洋灰公司的前身，是唐山细绵土厂。1879年，因军事工程需要，北洋大臣李鸿章命唐廷枢筹办水泥厂，厂址设在唐山。当时因为水泥的英文cement还没有准确的意译，所以按音译，定为细绵土。

唐山细绵土厂最初开办，资本为白银6万两，后增至10万两。但因为所用原料——粘土，须远从广东船运而来，成本极高，经济效益并不好。1892年停办。

到了1896年，开平矿务局需要用水泥，又将细绵土厂复办，一切资金都有开平矿务局垫款。1900年，当时的开平矿务局总办张翼，竟将细绵土厂与开平矿务局一同盗卖给英国一家公司。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极力主张收回开平矿务局以及所属分矿、分厂和唐山细绵土厂。由于外交问题和前总办张翼的关系，开平矿务局未能收回，仍由英商主办。但细绵土厂却于1906年8月收回。1907年更名为启新洋灰公司。

1906年开办启新公司时，德国技师昆德在唐山附近发现了塘坊黑土是优质原料，大可不必远从广东船运粘土，成本显著下降。同时，启新从丹麦向史密士公司购置当时的新式旋式钢窑铜磨，1907年安装，次年开窑，成品质量明显提高。

当时，清政府正在推行新政，大量炮台、码头、铁路、桥梁、涵洞等工程纷纷上马。而用这种洋灰，远比传统的三合土灌糯米浆坚固方便得多。启新公司还可以凭着周学熙与袁世凯的袍泽之宜，获取在运输、税收、专利等诸多方面的特权。所以，启新公司刚一生产，即获暴利。

当时袁世凯就曾发布命令：全国所有铁路局必须采购启新产品，并由交通部饬令全国各交通局与启新订立“互惠合同”，启新公司获得六七折收费的特殊优待。而其他水泥公司不得援引此例。此外，启新开办之初，必须向英办开平矿务局购买煤，而开平局故意抬价。袁世凯主办的滦州矿务局开办后，与启新签订了灰煤互惠合同。这样启新洋灰成本下降。

高额的利润，潜力巨大的市场，使商人们源源不断地投来资金认股。利滚利，启新洋灰公司红极一时。

启新公司总理周学熙有意将启新转为私人企业。1907年，袁世凯离津入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以后，嗅觉灵敏的周学熙怕日后官场风变，影响启新前途，于是放弃官银号的优惠贷款，而全部转为私人资本，并且以大量的股票，以“报效”的方式赠给袁氏家族。袁氏家族成员可以坐收无本之利。

在袁世凯贵为总统，以至“皇帝”的时候，他的儿子们谁也没把启新这小小的企业放在眼里，自然不屑于去那里任职。可袁世凯身后，袁家权势、财源江河日下，以后又诸子坐分家产，能进启新，已是一条很重要的谋生之路了。

在袁家诸子中，很有实业眼光的袁克桓，在诸兄弟将大量启新股票转卖、抵押的情况下，保全、收进了大量启新股票，于1927年当选启新公司董事会的董事。

袁克桓进启新以后，启新完全是总理周学熙亲属、亲信的天下，清一色的安徽系人。而当时属于袁氏家族的河南系，势单力薄，很难与周学熙的安徽系抗衡。

周学熙是周馥的儿子，他的妹夫就是袁世凯的八子袁克轸。周袁两家也是世交。周学熙后来到日本考察，认定兴办实业是一条很有前途的路，他在华北凭着官场上的亲朋故旧，办了很多企业，例如滦州地矿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耀华玻璃公司、普育机器厂、中国实业银行、华新银行、久安信托公司等。他是当时极负盛名的实业家，与南通的张謇并称“南张北周”

周学熙毕竟是封建官僚出身，对部下只要求唯命是从、俯首贴耳。他很少到各个企业，只是委派亲信负责主持。周学熙任启新公司总理时，极少到公司办公。但偶去一次，号房听差总要在前喝道：“总理到!”霎时间，全体职员起立屏息。公司门口放着黑红水火棍和虎头牌，一派衙门气派。

周学熙指使的亲信，在启新公司颐指气使，不可一世。贪污、挥霍的事自然少不了，引起其他董事不满。这便给袁氏家族的河南系以攻击口实。

袁克桓和八弟克轸、九弟克久，同为五房杨氏所出，同父同母，自然亲如手足。袁克桓进入启新，先是靠了八弟克轸的力量。为了使河南系控制启新公司，袁克桓指使克轸大闹董事会，打击周学熙安徽系的声势。

1924年的董事会上，周学熙任临时主席，主持会议。袁克轸突然起立发言，历数周学熙在启新亲信的胡作非为，当面指责周学熙用人不当，把公司搞得一团糟，并且连呼：“对待你的姑爷如此偏袒，为何对老姑爷我就不照顾照顾?”一时间，河南系其他成员助阵壮威，会议上吵成一片，不可开交。

周学熙本来是大权独揽、威风凛凛的。过去开会，从来都是肃静无声。即便有人发言质询，谁也不敢撕破面皮。所以，谁也不曾料到袁克轸这“一鸣惊人”的举动。而以周学熙的地位，身份和架子，对袁克轸既没办法压服，又不便于对骂。窝了一肚子火。回家后称病，以后对启新的事，也不再太多过问。

河南系乘胜追击，围剿安徽系。于1927年，改选董事会，与启新任董事，就形成了以袁克桓为首的清一色河南系。

1930年，袁克桓升任启新公司协理，迅速掌握实权。1933年，正式升任公司总理。这把交椅，袁克桓一坐便是12年，直到日本投降。河南系的势力随着袁克桓的当权，日益上升，控制了启新公司，一直到抗战结束。

袁克桓做启新总理的时间，从1933年到1945年，正是华北沦陷期。在敌占区开工办厂，自然有“战时资敌”的嫌疑。况且，启新与日本人也的确有过较密切的关系。1939年，启新公司在北京八面槽设办事处，办事处副处长就是伪华北交通株式公社的参事。日本华北开发公司曾将启新列为所属单位之一。

抗战一结束，风传何应钦派人以“资敌”罪要没收启新。所以，启新上下，一片恐慌。而最焦急的莫过于袁克桓。

恰巧，当时翁文灏正陪同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洛克到达北平。袁克桓便托人向翁文灏请求，介绍一位总理，借以缓冲。翁便推荐一位随员。可这位随员连董事都不是，如何当得了总理或协理。于是，袁克桓便让出自己的股票，并办了过户手续。这位随员既名列股东，当然可以有资格任董事。其实过户不过走形式，股票仍在袁克桓手中。

这位随员走马上任后，才由其他方面购入股票，成为真正的董事。不过他并未做总理，而是做了副总经理。总理由原来周学熙的侄子周叔迦担任。安徽系势力重新抬头，并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革，其中“汰冗员”的矛盾，就指河南系。

翁文灏为此找过袁克桓，劝他与启新脱离关系。由于各方压力，袁克桓辞去了在启新的一切职务，脱离了启新。随同辞职的高级职员中，还有袁克桓九弟克久。

袁克桓脱离启新后，担任了江南水泥公司的董事长。

江南水泥公司虽然地点在南京，可它仍属于华北实业界。它原是启新洋灰公司的子公司。

1933年，在股东大会上，董事兼协理王仲声起立发言说：“各位：几年来，我们把盈余‘掖’起来一些，现在拿这笔钱办了一个江南水泥厂，一个厂变成了两个，启新是爸爸，江南是儿子。从此，启新的股东也就是江南的股东，大家不用出钱，白得!白得!哈哈哈。”

说是“白得”，的确不假。盈余是怎样“掖”起来的呢”就是每桶水泥提折旧二角，成本账内每桶扣二角，盈余帐上一年即可得二三十万元。

当时任启新公司总理的袁克桓，也的确为江南水泥厂付出心血。

据袁克桓儿子袁复回忆说：“我父亲还在湖北搞了华新、在南京搞了江南水泥厂。那都是我父亲一手搞起来的。那年，他去南方的时候，也是夏天，跟现在这天似的。那年真热，我父亲浑身都是痱子，脚面、手背全是。江南水泥厂好不容易建成了，引进的是丹麦设备。就这时候，日本人侵略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了。

日本人占领南京后，逼令江南水泥厂开工，为侵华服务。那时候，要是真不开工，日本人就拆机器，我父亲也着急。正好，以前老启新公司的总经理根舍的儿子，在新陶瓷厂当厂长。我父亲就跟他说，你就住在那个厂子里。根舍死后，我父亲对他的两个儿子很好，所以这两个人就住进了厂子。

厂房设备算是保全了，但我父亲还是拒绝开工。因为当时南京、上海陷落，生产出水泥也运不出去，总会落入日本人之手。南京栖霞山江南水泥厂、北京琉琉水泥厂，都是我父亲1941、1942年日伪时期搞起来的。此外，还有江南辰溪水泥厂。搞辰溪水泥厂，是我父亲派我大舅去的。是日本人给我们毁了。”

袁克桓搞实业，以硅酸盐为主。除去水泥外，还有玻璃。耀华玻璃厂是周学熙创办的，厂址在秦皇岛，质量上乘，是当时远东最大的玻璃厂。袁克桓是该厂的常务董事。此外，他还在上海、唐山、河南卫辉办有纱厂。

“他一辈子都没叫过累。我父亲每天早晨七点准起，穿戴收拾好，八点准到，工友还打扫卫生呢!夏天，穿的长衫总是湿透了。有一年冬天，他去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回来后对我们说：‘秦皇岛的风真凉，一阵风吹来，我以为裤子给吹没了呢!那风真硬，一直吹到骨头里去。’说完大笑。

我父亲没有别的嗜好，也就是应酬应酬、打打麻将。舞场、赌场、马场、妓院从来不去。舞场为什么不去呢?理由很简单，有一次他办完房子买卖、吃完饭，很早就回来了。我问其他叔叔呢?他说去舞场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手底下的人都去玩，我往那儿一坐，人家玩不玩?’

我父亲喜欢看 历史 ，也喜欢讲 历史 。一生中从来没有假期、星期日。

我父亲一生没有私产房，地无一亩。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搞实业中去了。”

这是一位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

1956年9月(阴历8月15日)，袁克桓因心脏病逝世于天津，享年58岁。

当时的重工业部给袁克桓家发来了唁电，并送花圈，赠抚恤金几千元，以表示对这位民族实业家的悼念。

周学熙的实业大家

近代军用工业兴起后，急切需要相应的燃料工业、矿冶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同时，军用企业的庞大支出，也非日见窘迫的清政府财政所能继续维持。所以，到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便积极转向经营航运、矿冶、纺织、电讯、铁路等民用企业，期望开辟新的财源。

洋务派企业从70年代到清末的40年间，洋务派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组织形式，经营民用工矿企业大约50余处。官办民用企业数量不多，较为重要的有台湾基隆煤矿、兰州织尼局、湖北织布官局、湖北汉阳铁厂等，大多成效较差。官督商办企业在洋务派民用企业中居重要地位，在煤矿企业中有13处，金属矿企业中有21处。近代煤矿中，如直隶开平煤矿、江苏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矿、江西萍乡煤矿；金属矿中，如黑龙江漠河金矿、湖北大冶铁矿等都是在近代矿冶业的开发中较有成效的单位，其中尤以开平煤矿和漠河金矿成绩突出。其他如航运方面的轮船招商局、电讯方面的电报总局、纺织方面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铁路方面的中国铁路公司，都是官督商办企业中经济效益比较显著的单位。至于官商合办企业在甲午战争之前有所尝试,如修建台湾铁路,规复在中法战争中被破坏的基隆煤矿及筹建湖北纺纱局等，都一度采取官商合办方式，但在经营过程中，商股深感官权太重,并且在企业管理的权限和发展方针上,官商双方常常存在着尖锐矛盾，以致商股大多中途撤退

晚清至民国初，北方最著名的实业家就是周学熙。

一度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操盘手。周氏实业庞大，是民国初期规模最大的实业集团之一，周学熙与江南的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

庚子战乱后，开平煤矿被英人霸占，周学熙对此耿耿于怀，发誓要将之收回。他认为能源是一切工业的基础，“煤为制造之根本，根本不立，他事皆无基础”。他向袁世凯提出“以滦制开”的策略，就是在开平矿附近，再开办一个比开平大十倍的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的矿脉团团围住，然后通过竞争压垮开平，使其就范，最终达到收回的目的。

这个很有创见和野心的想法得到了实施。1907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周学熙出任总经理，以50万两官银启动，另募 200万两商股，注明“招股权限为华商，概不搭入洋股”。为了表达支持，已经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宣布“滦州煤矿三百三十平方里严禁他人采矿 ”，同时明定该矿是北洋官矿，为北洋军需服务。

周学熙在滦州开矿时，手脚并用，土洋齐上，既使用了最新式的采煤机械，也土法上马挖了很多小煤窑，一时间开平矿区四周矿井星罗棋布，顿成被围之势。从1908年正式投产到1912年，滦州煤矿产煤130多万吨，在京津市场的销量不断上升。为了形成市场压迫，周学熙一开始就用上了价格战，同样品质的煤硬是比开平的价低。在1906~1910年期间，开平的效益一直非常不错，年均获利有200多万两，股息率年均达12.5%。滦州煤的骚扰战略让英国人大呼吃不消，1911年之后，开平煤也就地降价销售，甚至一度把价格压得比滦州煤还低。周学熙也有点儿受不了，他向各洋行借款，又遭到开平公司的暗中阻挠，最后不得不发行了150万两的债券。

开平与滦州的缠战，打到双方皮开肉绽，两败俱伤。周学熙与英方就两矿合并事宜多次谈判交涉，双方在公司性质、利润分配和管理权三个敏感问题上争执不下。最后，英商眼看中央政府抱定支持周学熙的态度，争执下去已没有好处，便同意将开平交还中方，代价是要“赎款”270万英镑。周学熙讨价还价，减至178万英镑。英方已决定同意。可是，局势在1911年10月又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那个月，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朝廷岌岌可危，北方港口各国军舰拉响警笛，仿佛又重现11年前庚子国变的凶险景象。滦州公司的股东们生怕再次出现当年被洋人枪杆子夺走煤矿的悲剧，匆匆同意再议合并。于是，主客顿时易位。11月，开平、滦州达成“合办条件协议十款”，同意合并成中英开滦矿务有限公司，股权对等平分，利润则由开平得六成，滦州得四成，管理权由英方把持。

开滦合并的得失，在商业史上很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场合并对于开滦双方都是好事，两大煤矿从此不再打价格战，达到了整合的规模效应，在商业谈判上也算是平等。也有学者认为，开滦合并实质上是“ 以开并滦”，滦州煤矿以十倍面积只得四成利益，而且管理权尽入英人之手，其结果与周学熙的开办初衷简直南辕北辙。开滦案例再次以最直接而残酷的方式证明了那个道理——国不强，则商不立。此后30多年，开滦煤矿始终被英资公司控制，一直到1948年底才由新中国收回。

周学熙对开滦合并的结局当然是十分伤感，他拒绝出任新公司的督办。在日记中，他慨然曰：“吾拂虎须，冒万难，创办滦矿，几濒绝境，始意谓，将以滦收开，今仅成联合营业之局，非吾愿也。”他还在家中写了一副对联：“孤忠惟有天知我，万事当思后视今。”壮士未竟之意，斑驳落寞纸上。

就在滦州煤矿跟英国人大打出手的同时，周学熙利用袁氏背景创办了众多实业。1906年，他办了启新洋灰厂，是当时唯一的大型国产水泥工厂。1908年，周学熙获准在京城建设自来水工程，他用22个月把20万米长的水管铺遍了北京城。1915年，周学熙在天津创办纱厂。

在经商同时，周学熙还担任了袁世凯的“钱袋子”。1912年，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国库空空如也，周学熙受邀出任财政总长。后来袁世凯称帝未遂，身死北京。周学熙失了靠山，以往优惠一一失去，各家实业更是成了军阀们侵蚀争夺的对象。

后世，罕有人知周学熙。他极偶尔会被提及，却是因了一则戏剧“八卦”。1934年，出生于天津的清华大学学生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因鲜明的反封建主题和浓烈的悲剧色彩而轰动一时，曹禺成了中国最杰出的话剧家之一。《雷雨》的故事地点发生在天津，主人公是个大实业家，名叫周朴园，而其居所就叫“周公馆”，因此很多人猜测该剧讲的就是周学熙家族的故事。一直到很多年后，曹禺才在一篇短文中“澄清”说：“周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来往，但与事件毫无关系。我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他们在英租界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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